作者：编辑部
摘要： 气候风险就是投资风险和目的是长期盈利的引擎是芬克的信中有名的格言。
拉里·芬克（Larry Fink）每年给金融业的信已经成为近年来投资者高度关注的事件。
毕竟，芬克是贝莱德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资金管理公司，监管着超过8万亿美元的资产。他有一位资深的演讲稿作者，曾在金融危机期间担任美国前财政部长的首席撰稿人，以磨练这些有影响力的信件中的信息，这可能有帮助。
芬克的信以“气候风险就是投资风险”和“目的是长期盈利的引擎”等格言而闻名，帮助普及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这一曾经的小众领域。
通过拉里·芬克过去十年的信件，追溯了ESG的兴衰历程：
2012-2015：前ESG时代
芬克在2012年发出了他的第一封“亲爱的CEO”信，信中阐述了公司的公司治理方法，被吹捧为“以价值为中心的参与”，与当时的其他美国投资者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在此之前，股东们经常根据机构股东服务（ISS）进行投票，该机构是一家股东咨询公司，建议股东在年会上对高管薪酬和公司董事进行投票。
“我们的投票决定是独立于代理咨询公司的，所依据的准则反映了我们作为一个有责任保护客户经济利益的信托投资者的观点，”芬克宣称。
2011年被聘为全球公司治理负责人的米歇尔·爱德金斯在6月11日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她对美国公司缺乏与贝莱德这样的长期股东的积极接触感到失望，包括芬克在内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在场。
“公司等到最后一刻才来找我们，或者他们认为我们会跟着ISS走，”爱德金斯向《纽约时报》讲述了她对大家说的话。
这次会议导致芬克写下了他给美国企业的划时代的信。在2012年的代理季节，即许多公司举行年度股东大会的4月至6月期间，贝莱德在全球14,872次股东大会上就129,814项提案对其客户的股票进行了投票。
芬克在2014年和2015年的后续信件中继续强调“良好的公司治理”ESG的“G”方面对实现长期回报的重要性，并敦促贝莱德持有大量投资的公司在公司治理问题上与之接触。
2016：ESG的兴起
就在前一年，美国劳工部的指导意见，共和党人多年后试图推翻的规则，宣布养老基金受托人可以在其投资决策中考虑ESG因素，而不必担心受到影响，只要他们不接受较低的回报或较大的风险。
就在此前两个月，国际气候会议COP21也通过了《巴黎协定》，各国同意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度以内。
所有这些发展让芬克在2016年的信中大胆宣称：“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可持续的回报，不仅需要更加关注治理，还需要关注当今公司面临的环境和社会因素。”
“在ESG问题处理得好的公司，它们往往是卓越运营的信号，”他写道。
这个缩写被提到了5次，使其成为继“长期”，芬克信中的一个常年主题，被提到28次之后的第二大提到的词。
这也标志着对贝莱德自身在环境和社会问题上的记录进行高度审查的开始。当年晚些时候，该公司的股东批评其“一贯投票反对几乎所有与气候有关的决议”。
“贝莱德的投票做法似乎与公司对公司的声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内部政策不一致，给公司带来了声誉风险，”股东们断言道。
2017：对ESG的持续认可
芬克在2017年的信中承认，由于英国退欧、中东动荡以及唐纳德·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商业计划所依据的许多假设都被颠覆。
芬克敦促公司调整他们的战略，“不仅仅是在2016年这样的一年之后，而是作为了解[他们]所处环境的一个持续过程的一部分”，并在三段之后转向他对ESG的支持。
芬克写道：“与公司业务相关的ESG因素可以提供对管理效率的基本见解，从而了解公司的长期前景”。
虽然贝莱德不能从指数挂钩投资的公司中撤资，这占了客户持股的大部分，但它警告说，“如果进展不够，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行使我们的权利，投票反对现任董事”。
在那一年的委托代理季节，贝莱德和Vanguard首次投票支持股东关于气候相关问题的提案。他们的投票帮助推动了埃克森美孚和西方石油公司的决议，要求石油生产商报告与气候有关的风险。
顺便说一句，在埃克森公司股东大会的这一历史性投票的第二天，特朗普宣布他将使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2018：ESG思想领袖
这封信巩固了芬克在ESG投资方面的领导地位，并被全球媒体报道，包括《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首次报道。
这封信的标题是“目的感”，重点是ESG中的“S”，并坚持认为公司必须“服务于社会目的”，并对“社会做出积极贡献”才能长期繁荣。
虽然这些观点并不新鲜，但新鲜的是它们是由世界上最大的货币经理说出来的，这导致一些人称赞芬克是“华尔街的新良心”。
芬克写道：“一家公司管理环境、社会和治理事务的能力展示了领导力和良好的治理，这对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多地将这些问题纳入我们的投资流程”。
但并非所有人都对芬克的高尚情操印象深刻。
同年晚些时候，包括350.org和绿色和平组织在内的全球环保组织发起了一场名为“贝莱德的大问题”的运动，迫使该公司将投资从污染行业转向气候解决方案。在给芬克的信中，该组织写道，贝莱德在考虑环境和社会因素方面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但“远远没有达到要求”。
2019年：ESG利润
芬克的年度信函和与ESG投资的联系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方式，以至于一群活跃的恶作剧者冒充他在实际信函发布的前一天发出了一封恶搞信函。
这封名为“目的在行动”的假信宣布，贝莱德将在其所有积极管理的基金中剥离煤炭公司，并在管理层努力实现2050年的净零排放时才投票赞成。
在期待芬克2019年的信的同时，ShareAction和ClientEarth等股东权益团体也呼吁贝莱德缩小言论和气候行动之间的差距，并在未来的代理季节支持更多的股东气候决议。
芬克题为“目的与利润”的实际信件澄清说，他并没有淡化利润的重要性，甚至在推动公司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他写道：“目的不是对利润的唯一追求，而是实现利润的动力”。
芬克还敦促公司填补领导力真空，以解决环境挑战、性别和种族不平等以及退休危机，因为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已经陷入了令人揪心的政治功能紊乱”。
芬克认为，随着财富向具有不同投资偏好的新一代转移，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将“对企业估值越来越重要”。
2020：ESG将从根本上重塑金融业
芬克在2020年的信中着重提到了ESG的“E”。“气候风险就是投资风险，”第一个小标题写道。
信中提到了他当天写给贝莱德客户的另一封信，其中宣布公司将退出对动力煤生产商的投资，并推出不包括化石燃料的新基金（顺便说一下，与2019年假CEO信中的“更新”有相似之处）。
芬克认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结构性、长期性危机”比他在过去四十年中目睹的任何其他金融危机都要严重，并告诫说，“公司、投资者和政府必须为资本的重大重新分配做好准备”。
他还警告说，那些未能利用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等框架披露其零净过渡计划的公司，将导致贝莱德“越来越多地得出结论，认为公司没有充分管理风险”，并可能促使资产管理公司对管理团队投反对票。
就在一个月前，贝莱德被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克里斯托弗·霍恩（Christopher Hohn）指控为绿色欺诈，因为他没有要求所投资的公司披露排放情况。
尽管Covid-19大流行病困扰着全球市场，但流入ESG资产的投资激增，并创下了历史新高。甚至芬克也承认，他在前一年对“金融的根本性重塑”的预测“比他预期的要快”。
芬克对ESG投资的盈利能力的押注似乎也得到了回报。他在2021年的信中写道：“在2020年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目的明确的公司，具有更好的ESG形象，其表现超过了他们的同行”。
芬克再次敦促公司“披露一项计划，说明其商业模式将如何与净零经济兼容”，并与巴黎气候协议保持一致，在拜登总统的新政府领导下，美国在上周承诺重新加入该协议。
芬克写道：“我敦促公司迅速采取行动，发布这些信息，而不是等待监管机构强加于人，”芬克暗指就在几个月前，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在COP26会议上推出，旨在为公司提供一个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
芬克宣布，贝莱德将在其主动投资组合中实施一个“强化审查模式”，其中包括可能退出构成重大气候风险的持股。
但在当月早些时候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激进团体Reclaim Finance和Urgewald揭露，贝莱德仍然持有850亿美元的煤炭相关资产，可持续资产投资只占其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的3%。
2022年：捍卫ESG，而不是“觉醒”
在他长达3300字的信中，这是他迄今为止写得最长的一封信，芬克为贝莱德辩护，反对美国右翼官员称其对ESG投资的做法是“清醒”的攻击。
芬克在其2022年题为“资本主义的力量”的信中写道：“我们关注可持续性，不是因为我们是环保主义者，而是因为我们是资本家，是我们客户的受托人”。
芬克还强调，像贝莱德这样的企业关注与气候有关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气候警察”，而只是因为它具有财务意义。“利益相关者的资本主义不是关于政治。它不是一个社会或意识形态议程。它不是'觉醒'。它是资本主义，”他断言。
另外在前一年，贝莱德前可持续投资主管Tariq Fancy称ESG投资是一种“危险的安慰剂，损害了公众利益”。
像贝莱德这样的金融机构有明显的盈利动机来推动ESG产品，因为它们的费用通常比非ESG产品高。但“并不完全清楚它们是否创造了很多积极的环境影响”。
在回应关于贝莱德未能减少对高碳排放公司的风险敞口的批评时，芬克认为，“从整个行业中剥离，或只是将碳密集型资产从公共市场转移到私人市场，不会使世界达到净零。”
芬克还澄清说，贝莱德“不把从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撤资作为一项政策”，这似乎是对德克萨斯州立法者的隐晦回应，他们在前一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可以把据称“抵制”化石燃料的资产经理列入黑名单。
2023：避开ESG辩论
自从芬克的年度信件中出现ESG以来，第一次没有出现这三个字母的缩写。
相反，芬克在他迄今为止最长的一封信的开头和结尾都提请注意公司在过去一年的表现。他写道：“我们很自豪地成为自1999年上市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中表现最高的金融服务股票，实现了7700%的总回报率，”这似乎是在反驳共和党人关于ESG需要牺牲财务回报的指责。
“自贝莱德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通过这样做，我们为我们的股东带来了超额回报，”芬克提醒道。
尽管ESG被明显遗漏，但芬克并没有回避气候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将气候风险视为一种投资风险。这仍然是事实，”他断言道。
芬克强调了能源转型，被称为转型金融，中日益增长的投资机会，特别是美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和欧洲正在制定的类似激励措施。
但是，“转型”一词只在第19段中出现，而“气候”一词在其长信的下半部分只提到了五次。
此外，芬克淡化了企业在塑造转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他写道：“像贝莱德这样的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不是在经济中设计一个特定的结果，我们也不知道转型的最终路径和时间”。
这与芬克2020年的信形成鲜明对比，信中写道：“贝莱德不认为自己是低碳转型中的一个被动观察者。我们相信我们有重大的责任，作为一个指数基金的提供者，作为一个受托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在转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此外，芬克表示，与前几年相比，贝莱德将对代理投票采取更加放手的做法，因为它越来越多地允许客户通过其投票选择计划直接决定他们希望他们的股票如何被投票。
然而，全球联盟贝莱德的大问题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对消费者选择的信息传递。贝莱德正倾向于为客户提供选择，但对选择的尊重不能成为放弃负责任的风险管理的挡箭牌。